1994年，在聯想，柳傳志和倪光南的故事是這樣的

最近聯想成了自媒體爭搶的話題。許多作者顯然知道，僅僅憑零售價貴、5G投票、“部分產能搬離中國”還不夠制造“爆款”，所以還需要更多的猛料，那就是把聯想與華為對立，把柳傳志和倪光南對立，這樣才有足夠的沖突和張力。

我覺得這么做確實不夠厚道。聯想對標的一直是戴爾、惠普之類的PC制造商，實在承載不起自媒體寫手們的“殷切期望”;而且，柳傳志和倪光南的分離顯然是一場悲劇，后來雙方都避免談起——不信你想想，哪家自媒體提供過當事人的說法，做過多方的驗證?不過，這倒不妨礙他們賣力炒作此事，收獲訪問量。

前幾天在整理書柜時，我偶然翻到以前讀過的《聯想局》 ，里面恰好有一章關于“倪柳之爭”的，抽空掃描了放出來。

《聯想局》是一本傳奇作品。據報道，十多年前聯想集團邀請著名記者遲宇宙，向他開放全部原始檔案，希望他寫一部聯想歷史。遲的要求也很簡單，檔案隨便看，寫作不許干涉。結果書稿寫出來，聯想方面看過之后希望“買斷，但不要發表”，不出意外遭到了作者的反對。最終結果就是，這本《聯想局》需要在官方欽定的《聯想風云》之后半年才能出版，而且不能宣傳。

雖然僅僅過去十多年，但我們再讀這段故事，還是可以從中收獲很多，再看當時企業運營的經營環境，看大家解決問題的方式，看記者的風骨，仿佛是在回憶久遠的從前。

《聯想局》節選——曾經局眾人：倪光南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說起中國的長期革命，謂其“猶如一個大隧道需要100年時間才能摸索過去。當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時候，內外的人物都難于詳細解說當中彎曲的進程。即使革命人物也會被當前困難的途徑迷惑，而時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資料充滿著憤怒和焦躁的文字，強調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著眼于宏觀歷史，我們不能不以積極的目光視之。我們所說歷史的長期合理性有何意義?這就是說，縱使事實之衍化對我們個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時看來荒謬不合理，可是把這些事情前后連貫，用超過人生經驗的的角度看去，則它們有其意義;最低限度，這些事跡使我們知道我們生命旅途之原。

我們把黃仁宇的判斷放諸聯想局中也會發現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發起的關于聯想“貿工技”和“技工貿”道路的爭論，不時地將方向轉移到柳倪的個人恩怨上。“技術論者”不能理解，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傳志出局，他們頗有些忿忿然。他們又兼對倪光南遭遇充滿同情，不免對聯想今日艱難轉折幸災樂禍了。

“技術論者”顯然忽視了聯想局的一個細節，便是倪光南在聯想局中的命運與聯想漢卡在聯想的命運是相同的，它們擁有一條相同的曲線。如果他們發現這眩惑的史實，到底會作何感想?

聯想漢卡自1985年誕生，成功實現商品化，至1989年共銷售了2萬套，其直接收入約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機操作系統的漢化，盡管聯想漢卡銷售量1993年仍有2.5萬塊之多，到1995年已降為0.5萬塊，第二年停止生產漢卡。這個時期北京聯想迅速發展，銷售收入從1990年的2億元急升到1996年的25億元，凈利潤則從889萬元上升到3476萬元。”

離奇角色
倪光南是聯想的離奇角色，他始終不認為他有義務遵守聯想的一切制度。柳傳志成為聯想的一號人物之后，他開始喊“柳總”，但他從未停止對技術的偏愛。他曾承諾既不參加事務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參與決策的討論，他有足夠的借口。柳傳志曾因開會遲到罰站過自己，但倪光南從未因此遭到羞辱。

“從根本上說，倪光南可以認為柳傳志很能干，但柳傳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術比起來，柳傳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辦公司以前，柳、倪兩個人地位太懸殊了，這種地位的懸殊其實是柳、倪后來產生矛盾的根源。”

柳傳志曾經說：“只要我能將公司調動得住，為了表示對倪光南的一種尊敬和禮貌，可以將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說：“從1984到1993年以前，柳傳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絕對信任我，基本上，我說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總裁已經認為，10年來柳傳志已把倪光南“慣”得不成體統。他們并非毫無意見，只是出于利益的較量而不愿或不敢發作而已。他們知道柳傳志試圖為聯想樹立一個技術神祇，但他們越來越感覺到這個技術神祗在聯想扮演的角色似乎離奇得過分。但他們無法反對，在倪光南告狀之前，他們反對倪光南就是反對柳傳志。所以某種意義上，倪光南告狀成為一個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機。

柳傳志將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無以復加，他并非想將其扶到神壇后再拉下來。他倒寧愿倪光南老老實實地在神壇上呆一生。他教聯想拿50萬元以科學院名義獎給倪光南，然后讓其以個人名義捐出，作為其光輝形象的一個注腳。他還教聯想和計算所推薦倪光南為第一屆工程院院士。他告訴曾茂朝：“聯想需要樹立一面旗幟。”曾茂朝妥協，但他警告倪光南說：“在學術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別人都在地下，問題是聯想需要你作為一面旗幟，陳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傳志和張祖祥他們總是拿新華社標準的1000多港幣的工資，但柳傳志教張祖祥“給倪總多加5000元”;科學院1990年獎勵給優秀企業家柳傳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傳志轉手送給了倪光南。柳傳志后來說：“我當時考慮了下，不是做思想斗爭，關鍵是我老婆這關要過得去。”

都是李勤“惹”的禍
漢卡慢慢衰落的時候，正是倪光南的權威慢慢衰落的時候。這位迷戀硬件技術的神祗已在“硬漢字槍斃軟漢字”過程中展示出科學家或有狹隘一面，等到硬漢宇系統從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無重大成果出現時，作為總工程師的技術威權其內心的恐懼、述惘沮喪、憤怒我們可以想像。

從1991年開始，聯想漢字系統走上了下滑曲線，倪光南的研發項目亦開始遭到李勤質疑，后者與柳傳志均已知道“技工貿”道路如何不切實際，“貿工技”道路對聯想多么重要。他們不再迷信技術神祇倪光南。他們清晰地發現倪光南立項太多的致命，知道聯想根本無力縱容倪光南幾十個項目一起上的“亂來”。

1992年春節，負責北京聯想運營的李勤與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沖突，他并不知道這將為未來聯想種下禍根。李勤要改組一些部門，說要設總工辦，建立立項制度，定出研發的指導思想。他暗示工程師們必須分清研發是種“西瓜”還是種“芝麻”?“是不是應該有重點?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數的一兩個重點項目?

沒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動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釁。倪光南之反應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說，覺得科學分不清“西瓜”與“芝麻”。李勤說：“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資金的規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聲，心中各懷鬼胎。那天晚上，倪光南給柳傳志打電話威脅要辭職，因為他反對立項審批和成立總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會了李勤。柳傳志與李勤迅速妥協，他們本已宣布曹之江任總工辦主任，也只好找個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辭職事件”作為一種試探，以柳傳志與李勤的妥協告終，“但李勤還是堅持住了研發立項審批權。

在接下來的時光流轉中，李勤開始不斷地向工程師們灌輸他的觀念，說研發人員的考核標準是能否開發出為公司創造經濟效益的好商品，能開發出創造高效益商品的研發人員就會被認為是最優秀的開發人員，在激勵上就是最高檔。“如果讓我們在諾貝爾和得諾貝爾獎金的人兩者之間進行選擇，目前我們公司就會選諾貝爾，因為諾貝爾能產生效益;至于那些獎金獲得者他也挺偉大，但是目前在咱們公司發展階段我們還用不上。比如陳景潤和倪光南來比，我們當然要倪光南，倪總是我們的寶貝，陳景潤就另當別論了。”

李勤對倪光南含混的贊揚反倒像一種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沒有時間在意倪光南的反應。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風暴”的威脅。

在1992年4月的一次總結會上，他說：“來勢兇猛的黑色風暴降到了我們的頭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們怎么辦?狼來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們只能橫下一條心和狼拼了，結局可能有三個：一個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為了活命必須拼出第三或第二結局。”

1993年，因為研發中心屢屢無法成為“第三或第二結局”的支撐，投入80多萬元的多口卡項目又遭失敗，李勤與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認為失敗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則認為管理基礎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繼續加大對研發的投入，給技術人員更好的待遇，李勤則認為加大投人也沒有用。

李與倪的矛盾由來已久，這是一個企業的運營官、部隊長與總工程師之間的矛盾，是利潤與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卻不這么想。那一年北京聯想第次沒有完成營業指標，倪光南便到科學院告李勤的狀，罪責是：一、1993年沒有完成任務主要責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務正業學跳舞。

對于沒有完成銷售指標，李勤在責難逃，但其繁雜背景和深埋的禍根，早已種下;至于“跳舞”說，李勤說：“跳舞是工會組織的，我一共去過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聯想和科委、計委聯歡，聯想的領導班子既不會唱，也不會跳，沒法接待別人，躲在一個角落，特別尷尬，就決定也學一學。”

事實上，多年來聯想始終鼓勵員工們跳舞，《聯想報》曾經批評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貨”，“公關老太太”周曉蘭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為聯想拿來了訂單。

科學院未貿然結論，他們征求柳傳志意見，后者回答說：“如果你們要聽倪光南的，將李總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們班子集體都不做了，因為沒法做。”1994年3月的北京聯想已經混亂不堪，總裁室里的矛盾已經激化，明顯的兩派開始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數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勢。柳傳志從香港趕回北京，隨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聯想思想大討論”，以群眾運動的形式穩定了局面。

“我1993年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來，非把聯想拱上去不可。這個矛盾后來全積累起來了，”柳傳志后來說，“老李沒錯，認準了，但是老李態度上跟老倪挺牛，極大的火山爆發。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實際上老倪在向我這兒猛攻他，之所以后來老倪跟我像今天這樣，看我堅決護著老李，他就連我一塊多年之后，柳傳志偶爾會抱怨一下李勤，覺得李勤那時候沒有穩住倪光南沒有穩住局勢。事實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發并非李勤惹的禍，禍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種下，它早晚要發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對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無奈的一聲嘆息罷了。

轉移和爆發
柳傳志回到北京，美尼爾綜合征又來折磨他。多年來它就像一個夢魘，始終圍繞他不肯退卻。他不知道他們之間的戰爭要持續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倪光南與李勤的矛盾無疑是誘使柳傳志美尼爾綜合征復發的主因之一，在承受夢魘折磨時，柳傳志還要絞盡腦汁考量如何調和倪光南與李勤之間的矛盾。他以為依照慣例可以順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卻不知道倪光南爆發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給“李總并總裁室成員(呈報董事長)”寫了一封信聯想檔案中叫做《倪光南關于車隊問題給李總及總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責一個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車隊隊長)在車隊造謠說趙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說：“小侯給倪總開車不安全。”倪光南認為這完全是捏造。

他憤怒地責問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見，把小侯給我開車認真遵紀的優點說成缺點，以便達到精簡他的目的，試問這是想達到什么別的目的?為什么要把總裁室成員引入車隊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謂其歷來認為，公司車隊出現的問題，第一責任人是分管的總裁室成員老蔡，第二責任人是車隊主管。他對總裁室有一肚子牢騷，他將矛頭指向老蔡，同時也指向了柳傳志。他說在一個管理良好的車隊，誰給他開車他都感到安全。他顯然認為聯想車隊是一個“管理不好的車隊”。他說：“三月份以來車隊換了小何給我開車，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見。”

僅對李勤憤怒責問還不夠，他還要求王威澄清事實，“在多大范圍內散布的，在多大范圍內澄清”。他還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謠言”的動機。“王威這種捏造構成了對我名譽的毀謗，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動的權利。”

這封信成為導火索，使柳傳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圍。柳傳志要給倪光南換司機，是因為原來的司機連續出了4次車禍。倪光南因之而大發雷霆，無疑是向柳傳志暗示自己的憤怒。“柳傳志原本認為倪光南只是對李勤有意見，萬萬沒想到倪光南會對自己有這么大火氣，柳傳志連夜給倪光南寫了一封信。”

“看了你給我的傳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處理司機的問題，我表示過非常明確的意見，當我知道他4次撞車，還在值班時喝酒時，我是堅決要求車隊將他掛起來的，而且，我要求他們立即換司機給你開車……”

他頗為激動地質問倪光南：“這就是你在傳真中寫到的‘其他總裁室成員說過，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難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關心你的安全嗎?難道像侯海濱這種情況不該堅決處理嗎?我實在弄不懂，你為什么要給總裁室成員發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傳真，我實在弄不懂，你到底要沖著誰來?要干什么?”

柳傳志與倪光南已經合作了10年，每當他想起這10年風雨，他的內心就不能平靜。“這10年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多種原因之中，我們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來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學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個無名小輩，你能那樣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這使我永遠銘存感激。”

他想起聯想漢卡贏得了科技進步一等獎，想起當1989年中秋節倪光南在北京徹夜不眠解決技術問題，想起1990年春節倪光南在香港測試286板子要到年十才能回來，他在公司的春節晚會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熱我們有時間在一起談談心，談談自己的過去，談談對人的看法，談談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這些隨便的談話，使我們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進一步講，我們可以作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講，我們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純潔，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個君子，但為人很固執，有時也很偏激，當你看誰好的時候，就什么都好，當你看誰不好的時候，又可能覺得這個人處處不好。”

柳傳志寫道，“從我內心講，我對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當作是一種光榮，我把和你的關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當然，也可能有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問題，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們10年相處的信任和友誼都一風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眾，我對你的最大意見就是性格太內向，話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積存夠了再講，有時候，明明是誤會，早講早解決，也一定不講，而且，一定覺得自己對。”

他告訴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當面將話談透，把心里話全倒出來，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關。他說倪光南是個君子，他信得過倪光南，聯想現在正處緊要關頭，“如果核心部分鑼起鼓不起，則結果很難設想。”倪光南與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傳志預感到他與倪光南極有可能說再見“如果覺得恢復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難度，信不過我，不愿意講透，那我們畢竟是10年的朋友，我們不必將矛盾公開化，我堅決退出核心組。

雖然柳傳志覺得“因為有病，這樣做還是很體面的”，但顯然聯想無法離開其而獨立生存。這是柳傳志表達其意愿之手段。他說：“如果……公開沖突就實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氣，你也知道我的脾氣，結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對我來說，就更可悲了，因為我歷來很想將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發展成一種惡性關系，到底是為什么呢?”

柳傳志說：“我真的不知道是為什么?”盡管與柳傳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顯然不了解柳傳志，他不知道柳傳志是那種遇柔則柔遇剛則剛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傳志給他寫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決定。“如果他不理我，還胡鬧，我就做徹底崩的準備。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該怎么著，還怎么著。我生病，李勤主持開會，會照樣開不成，他在找各種各樣的茬攪和。”

柳傳志自以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與其溝通，但歷史不能假設，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選擇。歷史學家說：“在生命中，我們似乎遇到無數做決定的機會。但后來再回顧時，每一轉折其實都只有一座橋，選擇縮小到要不要走過去。個人的傾向已由若干因素來決定，無法由自己全然控制。

看似宿命的結論事實上將柳傳志這悲劇性的一生做了總結，而在他“心中永遠的痛”的骨節上，他似乎也別無選擇。他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有一次他說：“我總體上給人感覺很好斗，不吃虧，原來我爸爸老早跟我說到，讓我外圓內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虧。”

一個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規模集成電路設計中心，柳傳志最后時刻否決其提議，10年來第一次對他說“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傷害。

柳傳志給呂譚平和倪光南寫了個便條說，他已向倪光南表達過自己的意見板卡是長期業務方向，所以建立設計芯片開發中心，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是應該積極推進，但聯想是企業不是研究所，所以做這件事大體要具備有銷售市場能引進最先進技術、有得力的管理人員和管理形式、有資金條件和高水平開發人員4個條件。柳傳志說上述4條缺一不可，目前條件尚不具備。

“請呂總再認真考慮。我本人意見不同意倉促合資，最起碼要對問題有一個明確的解決方向后，再考慮和上海進行形式上的緊密合作方式。多年后倪光南頗為心酸地對一位來訪者說：“柳傳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說不’，是以便條的方式，沒讓我下不了臺，沒得罪我，沒開會否定我，他可能是怕傷我，別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說一個‘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這個‘不’以后，永遠都是‘不’了，不會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知己也不易。我離開可能是銷售的大解放，但絕對不是開發的大解放。一個人走，會有一點影響，但是公司整體不會有影響。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他們的矛盾因之開始激化，柳傳志曾經感覺李勤“麻木”，現在他終于知道李勤的憤怒為什么那么容易爆發了。他要撤換財務總監，倪光南威脅他“你要是這樣做，我永遠和你沒完”;他因為程控事業部虧損嚴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將其改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責他不能提拔年輕人、不肯放權;柳傳志對其提議無動于衷，倪光南便要“堅決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量，盡管他在總裁室中獲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傳志面前則不堪一擊。柳傳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來摧毀聯想內部的貴族力量，使其變得毫不足論。

柳傳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簡單。6月，柳傳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討論確定聯想議事規則，討論清楚，多大的事情總裁定，什么事情集體討論。柳傳志擺出了自己的意見，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會上和柳傳志吵了起來。倪光南稱，“應該董事長說了算，董事長是法人代表。柳傳志你這樣做違反《公司法》”。這是柳傳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會上正面沖突，兩個副總裁嚇得哭了起來……

倪光南以前的意見都能通過，那是因為他是通過柳傳志來做的，當柳傳志不同意的時候，沒人能同意他的意見。倪光南突然發現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

多年來，倪光南始終是聯想制度的一個楷模，他以為聯想寬闊而又均勻，可以使自己任意馳騁。他忘記了聯想是一個公司，忘記了1994年已經不再是1984年，鄧小平南巡都已經兩年了，市場經濟的提法都甚囂塵上了。企業家不再是個體戶”，科學家也不再是“神衹”，他們的位置即使未發生顛倒，也已然不復從前了。

柳傳志后來說：“倪光南當時有個錯誤估計，就是認為聯想沒有他不行。但沒有他我也能成，他就開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調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當時我內心實際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調查了我總要有點缺點吧，后來我就說，是不是我個人意見太第一了?其實我一點都不個人意見第一。真到我要動手的時候，他有什么還擊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開始不停地告狀。他要堅決和柳傳志干到底，要告倒柳傳志，只有這樣他才可以重新獲得扳平比分的機會。他此前對局勢的分析出了問題，現在他似乎決心再搏一次。然而，這一次他又輸了。他的輸導致了他的徹底出局，這是聯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風暴，也是最長久的一次，對以后的影響也最深。

柳傳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確立了自己在聯想意識形態的立場，其立場經過綜合，則為“貿工技”。實際上這是他將多年經驗的擴展之后又延長，以利于聯想蓄積與跨國巨頭對抗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資本。

聯想有很多信條，既不出于柳傳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種習慣形成的道德約東。柳傳志的很多講話所暗示的意識形態，其根源出于中國典籍中的傳統智慧，其謀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聰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學習能力。正是這些聰明與能力使他挪開了倪光南，開始在早已夯實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時。那一天的中關村科學院南路10號聯想集團總部六樓會議室里坐滿了200多位聯想中層以上干部。他們屏氣凝神，志忑不安。只有少數人知道馬上要發生什么事，多數人只是感到氣氛不對，又不敢隨便亂問。劉韌描述當日場景說：“會議室主席臺僅擺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大家全坐在臺下，柳傳志坐在這邊，倪光南坐在那邊。”

曾茂朝主持會議。他面無表情地走上臺說“會議開始”，便將話筒交給了科學院代表李致潔，后者將宣讀《關于聯想集團領導班子出現分歧的情況通報》：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認為聯想集團內部管理方面存在問題，提出了關于決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見。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變財務總監職務人選的決定，認為是一種對年初提意見人的打擊報復，進而對資金運營等問題提出了懷疑……”

“今年4月雙方在技術中心的管理和運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發生分歧，而且趨于公開化。接著，柳傳志同志向院說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則;倪光南同志也不斷向院反映他的意見，逐步升級，又提出了涉及柳傳志同志經濟方面的重大問題的懷疑，并要求在中層干部會上公開二人的分歧，調整聯想的領導班子。在此情況下，柳傳志同志向董事會和院領導寫了信，向公司級干部寫了公開信，表示不能繼續與倪光南同志共事。”

科學院的《通報》說分歧主要表現在：一、公司怎樣進行研究開發?二、研究開發怎樣立項?最后由誰拍板?三、資金運行有沒有問題?四、內部機構調整。

“倪光南認為柳傳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會都不知道，資金運行上、產權關系等經濟方面，可能有重大問題……認為今年聯想工作會上把‘漢字系統事業部’改名為“軟件事業部是取消漢卡’，是‘打擊’他。間題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戰略上誰說了算，柳傳志同志在經濟方面有沒有重大問題。”

調查結果顯然對倪光南不利，勝利天平更向柳傳志傾斜。調查組認為香港聯想上市時，用增資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聯想的股份比例、調整了另兩方的股份關系的做法不存在問題，大亞灣的資產權關系是清楚的聯想重大投資決策都向董事長做了口頭匯報，并在總裁室做過商議;“漢字系統事業部”改名不是柳傳志提出的，是原漢字系統事業部的負責人和集團辦的人……共同提出來的，不存在“打擊”的問題;沒有發現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

柳傳志最終贏得了與倪光南的博弈。《通報》確定在公司怎樣進行研發和怎樣立項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員最后說了算，要由企業總負責人根據市場和公司的情況做決策，“柳傳志應有更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

“倪光南同志對聯想領導層之間在工作上的分歧，簡單的歸結為柳傳志同志個人品質問題所造成，我們認為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是輕率的和不負責任的，在具體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種自己進行調查推論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見，大部分都沒有確切的根據，與事實不符…為使聯想更好發展，院將對董事會進行調整，加強董事會的工作。”

李致潔宣讀完畢，李勤旋即宣讀了聯想“董事會文件”[聯董字(95)號]《關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總工程師職務的決定》：“鑒于聯想集團公司總裁柳傳志向董事會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擔任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職務的報告，經董事會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職務。”

柳傳志發言。他從口袋中掏出4頁A4打印紙寫就的講稿。那是4頁字跡潦草的講稿，存諸聯想檔案中的柳傳志手稿，那是字跡最潦草的一份，能夠看得出其內心復雜繚亂。他在手稿上進行了大量刪加，以求使其演講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傳志先感謝科學院調查組為其問題花大量精力和時間進行多方面調查后給其一個清白的結論，表示出現的問題思想起來讓人感到“刀剜一樣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說1994年3月他給倪寫了一封長信，建議其珍視總裁室的團結寫那封字跡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無數的往事涌上心頭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淚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發生今天這一切突變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師，如摯友”，“近乎教徒一樣的虔誠”…

他說起其對倪光南的優撫與尊敬，聲稱在給倪光南寫信前，他不曾在任何個場合講過一句對倪光南不滿的話;他說起倪光南與周曉蘭發生沖突，他硬著心腸譴責周曉蘭時，周曉蘭兩眼含滿淚水他說起倪光南反對設立總工辦，他便倉促修改決定收回成命，并將原因攬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獎倪光南在業務上的過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維其對年輕技術人員從不保守，工作刻苦執著。但他還要苛責倪光南研發觀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陳自己的可悲之處系高估了與倪光南的關系，不敢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是我對形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認為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內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來證明他的正確的這種可怕的性格”

他說給倪光南的信猶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個多月之中，他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萬狀。“當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誠心筑建的東西遭到損壞才會感到痛。”當他逐漸清醒而倪光南又將矛盾升級到對抗性領域，向院領導告狀說他在香港聯想上市時有意讓利給港方，他的痛苦就轉成無以名狀的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聯想方面。香港聯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總經理呂譚平。呂譚平是個事業型的香港資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執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長期生活在不同的環境的兩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當的困難。”

柳傳志寫道，“作為香港聯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聯想的利益為出發點，在保證北京聯想利益的同時，要真誠考慮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聯想的事情我幾乎每一件都及時和曾茂朝、李勤兩位董事商量(當時倪還不是董事)，大事還及時向北京總裁室介紹。因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難設想在海外推進每一件事時的艱難。”

他覺得自己以坦蕩胸襟、奉獻精神以及果決和溝通，贏得了合作者的信賴和尊敬。他考慮的是“先把餅做大，再考慮如何分餅”。“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從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認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觀推斷的懷疑導致了向上面告惡狀的結果。”

在那天的陳述中，柳傳志說：“從去年到今年，兩次，當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見分歧尖銳的時候，他就向院領導告我經濟方面有重大問題的狀個問題調查清楚了、解釋完了就又來一個問題，不把我打入監獄絕不罷休。院調查組認為他是主觀推論得出的懷疑，我則認為他是有意的中傷。”

對聯想集團的技術開發方向和路線及具體管理方式，他與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認為這種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當總工不能服從總裁的決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對，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為這種工作中的意見分歧發展到對人的品質進行惡性中傷，試圖打倒對方，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憤怒，使矛盾的性質轉成對抗性的，以致無法調和。”

他說他作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艱難，最難之初在于冒商業風險和政策風險。聯想曾兩次受到冒政策風險的懲罰，有一次柳傳志都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他還得到了李勤負責送飯探監的保證。幸運的是那次最終以罰款200萬元結案。

“即使我們極其小心…也照樣有可能導致鋃鐺入獄的結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斷從工作中找出各種上綱上線的毛病，那么企業的領導人只有兩條路，要么辭職，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業一起坐以待斃。”

柳傳志說1995年科學院調查組又一次對其進行調查時，他一度非常消極。“這是痛苦和氣憤之后的消極。痛苦是因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為不團結影響了聯想的發展而痛苦，氣憤是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傷而氣憤;消極則是因為又一次對我進行背靠背的調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給誰干，還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學院領導和調查組給他做了工作、明確表示對其信任，又獲得總裁皇成員支持后，他又表示聯想的事業是科學院、國家和大家三方的事業，事關氯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義無反顧，不猶豫、不彷徨，堅決把總裁的工作做好”。

演說快結束的時候，他提請大家的原諒，說他今天的發言是最不像總裁的次。“11年了，讓我的淚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還頗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開辦企業或研究所需要從聯想要人，誰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會和總裁室討論后經費方面也將盡力支持。如果倪以個人身份開展工作，董事會將把他作為主要創業者來考慮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個演講過程中，柳傳志數度掏出手絹來擦眼淚，很多人為柳傳志的流淚震驚和感動，倪光南則認為“那只是表演”，沒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號，將我免職，他應該高興才是倪光南上告沒告倒我，我反而將倪光南弄倒了。”

或許有表演成分，因為從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讓我的眼淚盡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寫好的準備;或許是真情流露，畢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揚鑣，各自東西。沒有經歷過兄弟反目之痛的人無法理解柳傳志當日矛盾復雜的心情，也永遠不會體會到他心中的珍寶遭到損壞時“感到痛”的切膚。

無論如何，他嚇倒了臺下的兩百多人。他們目瞪口呆。他們大多數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總工程師的職務，既然爭斗已經白熱，聯想和科學院里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他們的內心便早有了準備。他們從未見過柳傳志流淚，他們從未見過柳傳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聯想的技術神祇，他的頭頂有著科學家的光環然而柳傳志則是他們心中的神祇，他那頂熠熠閃光的桂冠鑲嵌于他們的內心。

而現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為一種回復，倪光南發言的時候異常鎮定，劉韌描述說“仿佛剛才宣布的調查結果和撤職決定都和他無關”。他沒準備講稿，語調科學家一樣冷靜，邏輯縝密，思維清晰。他說：“我這次因為免去了行政職務，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做一些研究工作。這可能對自己還要認真適應改變的環境做一些事情。”

他還宣稱他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發展民族計算機工業的大目標“內心感到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

他與柳傳志的矛盾在中關村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聽謎局的答案。他說只有三句話：“第一，倪光南還在聯想，這是事實;第二，我還在工作，這也是事實;第三句話是，請董事長反映到院里去，務必請院領導能夠知道……如果我還能工作的話，我始終將為聯想工作。”

倪光南的發言只獲得了零星掌聲，大多來自他的學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開這個會，愿意以健康原因辭職，理由是，這樣處理社會影響比較小，對聯想有好處。聯想董事會沒同意倪光南的意見。”“此次會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開完會，10點多，柳傳志回506繼續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現什么波瀾，甚至都避免議論此事，這是聯想的文化。”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計算所的那間辦公室中，那是聯想為他配備的辦公室。

在他出局之后，聯想始終未嘗將他的辦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告訴他們“這個事情現在不能談”，日后會出現一個大結局。

他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告狀之路，在那條充滿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頑強地走著，直到有一天他徹底被道路拋棄。他正式出局的文件還要等4年才能下發，但是他事實上已經被聯想局拋棄了。

多年后，當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異的中關村，看到昔日凌亂骯臟的街道變成北京最豪華的一片區域，看到他將中關村變成中國硅谷的夢想已經實現，他到底會如何感想?無論他內心如何酸楚感慨，從1995年6月30日開始，聯想已經成為往事，對于聯想局來說，倪光南已經變成了歷史。他后來曾試圖改變歷史，但聯想史的系統卻從不曾因他而改變。

他與柳傳志之間的爭斗為彼此都刻下了深深的傷痕，時間或許會抹去這道傷痕，或許永遠留在他們心里。無論如何，他們彼此的內心都為對方筑造了座長城，綿延幾千英里橫亙在雙方心中，沒有人去翻新修補這段城墻，但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它恐怕都不會坍塌

作者：余晟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