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對抗思維理解網絡事件

　　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發文《應對“網上群體性事件”新題》，內容是，該刊記者在滬蘇渝皖等多個省市采訪發現，群體性事件不僅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在網絡上同樣發生，稱作“網上群體性事件”。一些受訪官員認為，“網上群體性事件”能在很短時間內，讓群眾對政府的看法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該刊引用專家話語稱，地方黨政干部應明確認識，有效應對。

　　在這篇文章中，“南京房產局長周久耕事件”、“張家港官太太團出國事件”、“貧困縣縣委書記戴52萬元名表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都被定性為“網上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的確興起于“網上”，但何為“群體性事件”，我國迄今為止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從詞語相似性來看，有兩個概念可資參照。一為2000年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提出“群體性治安事件”概念，指“聚眾共同實施的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章，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安全的行為”。

　　二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曾提出“群體性突發事件”概念，指“由部分公眾參與并形成有一定組織目的的集體上訪、集會、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靜坐請愿、聚眾鬧事等群體行為，并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造成影響的行為。”

　　從歷史沿革來看，少數人鬧事、群眾鬧事、聚眾鬧事，突發性治安事件以及緊急治安事件等稱謂，都曾出現于對群體行為定性的官方表述中。近幾年來，這些稱謂已很少使用，而多以“群體性事件”取而代之。

　　由此可見，不論從相似性還是歷史沿革上，在我們的政治語境里，“群體性事件”的稱謂都帶有負面、貶義的色彩，暗含著國家權力和暴力機關的出場。那么，若將“周久耕事件”、“躲貓貓事件”、“官太太團出國事件”等網絡事件定性為“群體性事件”，就明顯不妥。

　　這些事件或是對腐敗官員的舉報，或是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揭露，是現實的公民合法權利在網絡上的延伸，請問負面、貶義之處何有何在?即便“百萬級的點擊率”中難免有一些出格、偏激之詞，又何須棄法律手段而動用政治手段，輕民事解決而重刑事解決?

　　遺憾的是，僅憑人數之寡眾就習慣性地歸入“群體性事件”之筐，習慣性地采用對抗姿態，作為對象進行管理而非作為平等主體進行對話的慣性思維，在受訪的某些官員和專家的言詞中比比皆是。比如將“周久耕事件”引發的網絡熱議稱為“強大的‘表達對抗’”，比如將發生在兩地的同類事件稱為“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對抗性”。

　　網絡輿論的存在，以及網絡事件的興起，將會是社會需要長期面對的現實。當然，作為政府部門，如何建立理性的表達和利益協調機制，如何在保障公民表達權、監督權的前提下又減少不必要的社會震蕩和損失，都是需要認真以對的課題。只是，在此過程之中，請勿以對抗思維看待和理解網絡事件，慎把網絡事件全然定性為帶有負面和貶義色彩的“網上群體性事件”。